6月17日，由江泰国际合作联盟、江泰全球救援联盟联合主办的2020中国企业走出去风险发布网络大会在北京举行。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教授出席会议并现场发表《后疫情时代，企业“一带一路”走出去的国际政治新环境》演讲。

王文认为，目前企业正在面临全球化的休克，企业家“走出去”不得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应对全球化的休克和休克缓慢复苏以后的大背景。而目前的全球化就由过去的跨境物资、人流、投资、贸易为主的体系，变的更加成本土化、本地化，越来越多的企业、越来越多的国家追求于本地化生产、本地化销售、本地化分配、本地化运营这样的一种方式。

因此，王文指出，企业“走出去”不得不面临着产业链、价值链的巨大调整。

以下为现场实录：

对我来说，讲这个话是要承担一定的学术和研究的风险，为什么？目前疫情的演变超过了我们所有的想象。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大概四个月前，在屏幕前面的大家和我恐怕都有一个巨大的误判，那就是所有人都在说：一场新的“非典”来了。直到3月份的时候很多人还在这样想。现在看来这场新冠肺炎疫情怎么可能只是一场“非典”呢？这是一千倍的“非典”！目前看来已经是危害程度超过一千倍还要多，而目前仍然在演变过程当中，甚至是一万倍。我跟我的同事聊起来，我说“非典”如果只是手榴弹的话，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很可能就是一个原子弹，原子弹和手榴弹的威力怎么比呢？所以过去五个月左右，几乎所有人都不出门，全世界没有一个学者，没有任何一个学者预测到这场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情况。

2、3月份时我写了不少文章，精确地预测过美国的疫情会很快超过100万，3月17号我又提出美国会出现负利率，全世界的危机影响程度远远超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应该拿1929年到1930年的“大萧条”来比喻、比照目前这场危机的影响，白纸黑字都能证明，但现在看来我还是太乐观了。北京疫情几天前出现的时候，全北京的人都很恐慌，网络上一片吐槽，说怎么又来了？我还要说的一点，有可能还有第三波，而且不止北京，可能其他城市还会有，上海、广州、杭州、深圳都有可能会有新的一波出现。我想说这个，是想强调人类对于病毒的了解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最近我在写一篇非常长的论述，题目是叫《传染病病毒与帝国兴衰》，撰写的过程中突然发现我在金融圈、经济学圈和国际关系学圈是比较少数的，全世界几乎很少有学者研究传染病对世界格局变化的影响，我找不到足够的文献来辅佐我自己的学术文章的写作，所以我写得很艰难，如果大家去学术网站数据库查，很少有。为什么？这是我们知识分子学术界的巨大缺陷，就是我们学术界无论是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都愿意去研究那些有规律性的东西，有规律性的变量对世界变局的影响。传染病和病毒没有规律，所以我们集体忽视了传染病的影响，这是特别有意思的现象。这也是为什么目前人类，包括我们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的，也没有想到这场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对我们的影响会如此大，有可能才刚开始。

几个星期前，我儿子给我说了一个段子，我觉得典型地体现了我们这些成年人是缺乏想象力的，孩子的想象力比我们更好。他怎么说的？大概5月初，他憋在家里已经憋得太久了，他非常想上学，有一天我躺在躺椅上，一边躺着一边思考问题。突然他过来跟我说：“爸爸，我突然想到会不会有一天我也躺在这个躺椅上，像你这样摇啊，一个小朋友跑过来摇醒我说爷爷你该醒了，你该开学了。”我说这很有想象力，说不定这场疫情就这么久。我最近写的这些文章和我在过去很多疫情的描述过程中，发现我们人类真正消灭的传染病毒并没有多少。在我印象中，有文字可查的彻底消灭的只有天花，三千年前有了天花病毒，但是人类用了将近三四千年左右的时间才把天花在1980年彻底消灭掉，而过去很多病毒并没有被消灭掉，很多病毒我们甚至还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1980年、1981年左右出现了HIV病毒，到现在那么多人去研究它，没有多少人真正能破解、了解HIV病毒是怎么回事，到现在也没办法了解。

我不是病理学家，我也不是一个医学家，我只是从一个经济学者、金融学者、国际关系学者的角度去看待这场病毒，想提醒在座的企业家和与会的嘉宾们听众们，希望跟我一起分享这一段时间以来重大的困惑，也许我们这批人都不了解这种病毒，也许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面，我们都要跟新冠病毒相处、共处，而目前新冠肺炎疫情走到现在，或许可能才刚开始，或许更重大的还没有到来，我认为我们需要这样的底线思维和充分的对未来变局的想象力。

今天听众有很多企业家朋友可能有人会问，这些跟我做企业有什么关系？这当然跟你做企业有很大的关系，有非常重大的关系，如果企业都不知道宏观、不知道长期，你怎么做呢？作为学者的角度我想提醒各位，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底线思维，未来企业“走出去”的逻辑和企业“走出去”的整体运行模式恐怕在改变，至少我们能够预见到的短周期都应该学会跟这个病毒共处，要有这样的预期和战略储备。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3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边境已经是我五千年中华文明以来最彻底的“锁国”，这个锁国是超过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还开了几个口岸，能让外国人进来，3月28日“锁国”是任何持有外国护照的人不能进入到中国来的。我充分拥护这个政策，因为3月中旬以后，从2月26号以后，世界上新增的病例速度就超过了中国；3月中旬以后，世界上的累计病例就超过了中国，所以我们毅然决然地“锁国”，不让外国人进来是为了保护中国人民的安全。在这个时候大家想一想，什么时候重新再开国、什么时候重新打开边境？问题在于世界上目前仍然每天以10万新增病例的速度在增长，离我们真正打开国门让外国人进来恐怕现在看来是遥遥无期了，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你做一年规划、两年规划的时候是不是要考虑这个因素？我写了一篇长的文章讲述到，现在全球化没有死，全球化处在一个巨大的休克期。我们可以看到，2020年的国际贸易大概降低13-32%，国际的航空业大概下降60-70%，国际的跨境人流下降70%左右，很多地方的旅游基本上已经降到了难以附加的程度，猴子都上街了，在日本的奈良很多地方的梅花鹿都上街了。

第一个观点我是说我们对于病毒要存在敬畏感，对未来的预期要保持一种底线思维。

第二个观点我想说，实际上面临着全球化的休克，企业家“走出去”都不得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面要应对全球化的休克和休克缓慢复苏以后的大的背景。我们要面临着相对缓慢复苏的贸易、投资、信息流、人流、物流等等。这个时候全球化就由过去的跨境物资、人流、投资、贸易为主的全球化体系变成更多的本土化、本地化。越来越多的企业、越来越多的国家追求于本地化生产、本地化销售、本地化分配、本地化运营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当我们的企业“走出去”的时候，不得不面临着产业链、价值链的巨大调整。

第三个观点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企业跟决策层、跟本土（中国国内）要处理好关系，在这个时候你怎么样来看待和处理应对中国本身的发展？我觉得首先现在要理清的思路就是我们面临着全球化进步主义思维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的前景。

过去全球化从1500年开始到现在，我们所有人都有这样的思维，就是明天比今天好，今天肯定比昨天好，那是进步主义思维，认为我们的前景会越来越好，我觉得这个思维逻辑没什么错误。但问题是在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以后，全球化的思维、全球化进步主义的逻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这个时候你突然会发现，好像明年可能更糟糕了。所以有一个笑话是这两年经常在讲的，说今年是有史以来经济环境最糟糕的一年，但是也是未来十年、未来很多年经济环境最好的一年。我认为企业家首先要面临的处理的方式就是要重新调整自己的战略预期，十年前一家企业的运营没有年增长30%、50%的预期，这家企业就不是好企业，大家都野心勃勃、雄心勃勃，这当然是好事。但是未来恐怕我们的预期要重新进行调整，换句话说，在有可能长期跟病毒共存的大的背景下，中国企业“走出去”，首先的使命恐怕还不是大的增长或者高速增长，主要是要存活下去、要生存下去，生存下去未来就得发展下去，要有这样预期的调整。

然后因为有了这样的预期以后，风险防控首先要成为企业运营的最重要的战略方向。过去我们讲企业运营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追求的是利率是多少，利润是多少，现在我们要追求的是如何防控风险。所以目前中国在海外有5万家中国企业，有500万持有中国护照的中国公民，有将近5万亿资产的存量，“三个五”，这几年大体保持这样的体量。未来“走出去”的时候，自然而然要讲述的和关注的重大话题就是如何去保住这“三个五”，不是增持的问题，而是保持的问题。

最后，我想跟大家讲的是，目前在后新冠肺炎疫情时代，每一个企业家，我认为都要立足于产业，借后疫情时代打好内功，在目前风险频生的时代，最关键的就是走得远比走得快更重要。祝福每一位企业家都能够平安地渡过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给人类带来的百年的冲击，也祝福屏幕前的每一位听众都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谢谢大家！

（文章转自：新浪财经）